编者按:近日，中国中医药报发表王淑军系列评论员文章，指出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包含中国式的医学现代化，而推进中国式医学现代化首先要打破“医学现代化＝西医化”的迷思，处理好中西和西医的关系问题。

打破“医学现代化＝西医化”的迷思，须明了中西医融合是中国式医学现代化的第一要义，而推动中西医融合的当务之急是逐步打破中西医壁垒、消除中西医隔阂，最根本之法则莫过于实现凡中国医生均能中西医兼通。

反观现实，中西医间的壁垒和隔阂显而易见。比如三年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央强调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但在抗疫实践中细心的人们发现，推动中西医结合时，往往是中医主动者多，而西医主动者少，并普遍表现出对中医缺乏了解；而且他们的学术话语，基本封闭在西医药体系之内，几乎不涉及中医药。可见，导致中西医壁垒和隔阂的直接原因，在于西医不了解中医所致。

再深究一层，则在于现行的医学教育体系将中西医两种医学分隔为二所致。中国的医学教育体系，目前分为西医院校和中医院校两类。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中医院校以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姿态，一般都开设了相当比例的西医基本课程，毕业的中医基本中西医兼通，中西医结合在临床上大都成为自觉。而西医院校的中医课程几近于无，一般仅有一门“中医学”，加之两种医学背后价值理念的文化壁垒，使得毕业后的西医不仅对中医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在价值观上也很排斥，隔阂很深，更遑论去主动中西医融合了。

这样的医学教育产生出中国医学领域的一个奇特现象：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中医均能中西医兼通，成为中西医融合的主要推动力量；西医院校培养出来的西医往往只懂西医、不懂中医，让他们与不熟悉的中医协同融合，实在有些难为。再加上中医与西医在数量上不可同日而语（2020年执业/助理医师408万人，中医类别仅占68万人，占比16%），因此，在中西医两支队伍存在隔阂（主要是西医对中医的隔阂）的情形下，推动中西医融合之难，可想而知。

比如在作为中国医院主体的综合医院，主要以西医力量为主，虽然也都设有中医科（有的甚至发展得很好），但基本上中西医界限分明，中医科室之外的科室普遍由西医主导，中西医融合难觅踪影。

因此，要想根本上实现中西医融合的目标，最有效的途径当然是把中西医存有隔阂的两支队伍，逐步转变为中西医兼通的一支队伍。这必然要求每一位中国的医者均应中西医兼通。

然而，在百余年全球“医学现代化＝西医化”浪潮的历史惯性下，根本打破中西医壁垒森严的已有格局，让每位中国医生均能中西医兼通，构建起中西医融合的中国特色新医学，此改革何其难也。

好在，针对上述问题，中央已有察觉并采取了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2019年）明确提出，“将中医课程列入临床医学类专业必修课，提高临床类别医师中医药知识和技能水平”“鼓励西医学习中医，允许临床类别医师通过考核后提供中医药服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1年）强调，“2021级起，将中医药课程列为本科临床医学类专业必修课和毕业实习内容，增加课程学时”“临床、口腔、公共卫生类别医师接受必要的中医药继续教育”等。

显然，中央精神意在通过医学教育改革，逐步解决西医不懂中医的问题，努力消除中西医隔阂，推动中西医融合。这些措施对于推动中国医生中西医兼通，无疑具有破题的重大意义。

新时代，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建设中西医融合的中国特色现代医药文明无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要实现此目标，则有赖于所有中国医者均能中西医兼通方能彻底达成。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期待着中国的医学教育改革能切实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政策精神，尤其要尽快补上西医院校中医教育缺失的这一最大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