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新中国第二次气功发展高潮的出现、发展速度及持续时间估计不足，相关的管理措施没有及时跟上，以至于在气功正常发展的同时，在某些场合、某些时段，出现了表面繁荣、实际紊乱的现象，直至20世纪末被不法之徒利用。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阴虚火旺”的气功乱象。

1.气功团体无序发展，“气功大师”随意授受

据文献记载，在第一次气功发展高潮时，上海市中医学会曾经成立气功学组，这可能是最早的气功团体。第二次气功高潮掀起后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许多不同层次的气功学会、协会、研究会：1979年12月，北京气功研究会成立；1981年9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增设气功研究会（以后先后改名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医学气功研究会、中国医学气功学会）；1986年4月，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其后，各地、各行业也都成立了相应的气功团体。应该说，为了促进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成立一定数量的、与学科发展相适应的学术团体，是完全必要的。但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冠以“气功”的团体，出现了数量过多、层次过低、发展无序的状况，这就障碍了气功学科的正常发展，本应担负起促进学科发展的学术团体，几乎演变成江湖上的“山头”。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直至世纪末国家开始气功整顿后，才得以改变。

“气功师”一词，始见于《自然杂志》1979年第11期“气功笔谈”的卷首语，其后被许多人接受，其含义也从开始时的对练功有素者的尊称，逐渐演化成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职称、水平的“身份”象征，一些地方（如上海市气功康复协会）和行业（如原国家体委）还评定了不同等级的气功师。但“气功师”的评定一直游离于人事部门的监管之外，且标准不一、评定随意、授受缺乏基本规则，更有不少人自封为“师”“大师”。以至于有一个阶段曾经出现过“气功师”满天飞的滑稽现象。虽然他们之中绝大部分人的初衷还是善良的，但以“气功师”“气功大师”之名或敛财或骗人者，也不乏其人。

2.气功治病缺乏资质，气功疗效恶意夸大

气功医疗方面出现的问题，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熙明，于1989年11月18日在《关于加强气功医疗管理的若干规定》新闻发布会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上极少数人借气功医疗之名，行图财害命之实；个别单位或社会团体也无视中医药、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管理规定，擅自开业，无照行医，把气功医疗当作摇钱树，根本不顾治疗效果……还有些单位和个人借‘研究开发’、‘宣传推广’、‘经验交流’之名，行开医院、办诊所、搞医疗活动之实……有人干脆利用广告进行所谓‘遥感治疗’……还有的人借所谓‘带功讲课’之名，实则利用群众求医心切和崇拜气功的心理，欺世盗名，骗人钱财……有的甚至与反动会道门勾结。以上种种，使气功医疗的名誉和中医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3.气功争论喋喋不休，凭空武断各不相让

肯定与否定气功的争论，几乎贯彻于第二次气功高潮的始终，且“领衔”争论的双方都是国内外著名专家。由于这方面的资料早已为大家熟知，这里就不作展开。

4.气功报刊一哄而起，气功书籍把关不严

学术交流是促进学科发展的有效途径。第一次气功高潮时的交流，主要借助医学及其他已有报刊开展，没有专业气功报刊，气功图书也不是很多。第二次气功高潮则与此不同，短时间内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气功报刊图书：据不完全统计，经批准公开出版的气功期刊有《气功》《中国气功》《中华气功》《东方气功》《中国气功科学》《气功与科学》《气功与生命科学》《气功与体育》，及与气功有关的《中国人体科学》；公开发行和内部发行的气功类报纸也不少；气功图书，则几乎绝不正常地呈现出“井喷式”现象。这种看似“繁荣”的现象，实则适得其反：由于期刊多而研究者少，因此所发文章少有新意或“炒冷饭”；由于出书多而懂行的编辑少，所以不少图书中出现了凭空伪造的内容，以往无法露面的封建迷信、看相算命类糟粕戴上气功“帽子”后，出现在公开出版的图书中。此外，还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未经批准或备案的期刊、报纸、图书非法出版物。

5.不法之徒借机敛财，邪教组织浑水摸鱼

不法之徒借机敛财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如：假冒医生，乱收“诊疗”费用；登台表演，售票敛财；“看相算命”，坑蒙拐骗。

邪教组织对气功最为严重的破坏，发生在上世纪末，他们打着“气功”的旗号，干着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