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上书”一事发生在60多年前的1962年。

1956年，为了加强中医药专业人才的培养，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建立四所中医学院，学制六年，1962年夏，首届中医学院学生毕业。1962年7月16日，在首届学生毕业前夕，针对首届中医学院学生教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北京中医学院任教的于道济（时年68岁）、陈慎吾（时年63岁）、秦伯未（时年62岁）、李重人（时年53岁）、任应秋（时年49岁）五名中医专家以《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为题，联名向卫生部写信，指出中医学院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五点意见和建议。这就是著名的“五老上书”。在《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的最后一部分，“五老”写道：“如有条件，气功课可提前上，使学生在长时期锻炼过程中，既有深刻的体会，又可达到强身保健作用。”那么，“五老”为什么要提出“气功课可提前上”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以下两个角度切入。

 一是“五老”建议的背景。自1955年《中医杂志》发表了刘贵珍的《在实验研究中的中医气功疗法》、1956年以刘贵珍为首的气功疗法小组受到卫生部嘉奖后，国内掀起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气功发展高潮，气功医疗（包括疗养）、科研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气功机构（主要是气功疗养所）在多地建立，许多医务人员纷纷加入气功应用与研究的行列，无论是门诊还是病房以气功疗法治疗多种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病的报道屡见不鲜。与此同时，为应对日渐凸显的气功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上海市气功疗养所受卫生部等部门的委托，先后开办了气功师资培训班。1956年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建立四所中医学院，这一时间恰与这次高潮的出现吻合，不少从事中医药教育的专家对气功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中医学院率先于1958年为在校学生开始气功课，先有刘贵珍先生亲自任教，其后刘先生的弟子李春才、田宏计及北京的焦国瑞先生等，也先后在北中医执教。由于1958年时，1956年入学的首届学生已经三年级，故“五老”呼吁“气功课可以提前上”。 

 二是“五老”建议的意义。“使学生在长时期锻炼过程中，既有深刻的体会，又可达到强身保健作用”，不难看出“五老”提出提前上气功课的意义有二：①“体会”；②“强身”。关于“体会”，应该主要是说通过练功体会人体的经络和内气的运行，也就是说体会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说的，“内景隧道，未返观者能照察之”的断言。关于气功的强身保健作用，综合历代诸家之论及研究结果，可以主要概括为养身、养神，推测“五老”对此有较多的了解，或也有切身体会。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五老上书”的内容当时没有被很好地宣传，五位先生还受到了不公正的遭遇。好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我们便迎来了新中国第二次气功高潮，气功的学校教育再次被提上了日程，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78年，上海中医学院林雅谷于当年招收了三名研究生，他们的研究方向是气功作用原理；1986年上海中医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次学科专业审批会议”批准，获得“中医气功学”硕士授予权；1980年代初，全国中医院校先后重新开设了气功（选修）课；1994年，北中医宋天彬、浙中医刘元亮主编的中医院校协编教材《中医气功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北中医刘天君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魏玉龙顺利获得博士学位，气功教学实现了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学的“大满贯”。而且开课的时间也大大提前，多数中医院校已在本科二年级中开设气功课，有的院校甚至提前至一年级下开课。如此，以偿“五老”之夙愿。

 是可谓——

五老上书有建议，气功课程要前提；

凝神静思以筑基，动形调息以健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