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夏、商、西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起了剧烈的变化，文化方面也受到很大的推动促进，因而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学术高潮。而气功在当时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1）医学方面 当时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医第一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亦随之而产生。在此书《素问·异法方宜论》中总结的源于上古而行之有效的五种医疗措施为：砭石、毒药、灸焫、九针、导引按蹻，导引按蹻即为古代气功。

　　此外，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和“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的记载都是古代气功的内容，后者正是古人对远古时期人们修炼气功的境界的描述。呼吸精气，相当于呼吸调息；独立守神，相当于意守调心；肌肉若一，相当于调身的姿势动作。可见那时的练功已经有了三调的雏形。《素问》中还认为有的病要导引与中药相结合运用，则效果更好，如《奇病论》中说的：息积的病症要“积为导引服药，药不能独治也”。而经北宋刘温舒收集补充的《素问·遗篇刺法论》中更具体地记载了一则导引治病的方法：“肾有久病者，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令无数”。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提到约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时的名医扁鹊，在救治已“死”的虢太子时，太子的属官中庶子曾与扁鹊论述上古之时的几种医疗措施：汤液、醴酒、砭石、挢引、案杌、毒熨中，挢引即导引按蹻，案杌即按摩，这也反映出古代气功在临床上的应用。

　　《内经》中以“气”这个共同的物质基础，来说明人体生理活动、精神意识、病理变化、临床诊断、针药治疗等，从而说明了气是人体生命的总根源。《内经》中以气即精气为总纲，根据其分布部位、作用的不同，命名了80余种气，广泛深入地论述了这些气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这个气学理论，不但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气功理论的主导思想之一。

　　（2）道家方面 其代表人物为老子、庄周，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关于古代气功的论述。春秋末期思想家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古县（今河南鹿邑东）人。其著作《道德经》中的“虚其心，实其腹”（三章）；“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六章）；“致虚极，守静笃”（十六章）；“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十章）等论述，除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外，也是兼讲气功的，常为后人所引用。庄周（约前369—前286年），战国时哲学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在《庄子·刻意》讲了“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在《在宥》中，庄周借广成子之口，所讲的几条长生经验，都包括了古代气功，如说：“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总之，老庄思想奠定了气功养生学的基础，所以后人称养生学为“志之学”。

　　（3）儒家方面 儒家是强调静坐的，这在《庄子》中有具体描述。孔子向颜回介绍了“心斋”之说：“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颜回则向孔子报告了自己坐忘的体会：“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这个忘掉一切，不知自己肉体存在的高度入静就是一种气功的状态。所以郭沫若在《静坐的功夫》短文中指出：“静坐这项功夫，……当溯源于颜回。……颜回坐忘之说，这怕是我国静坐的起始。”

　　（4）其他方面 其他诸子也有有关气功的论述。管仲为春秋初期法家，《管子》一书中反映了“人主安静”的思想：“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而这种积极主动的静，就要依赖气功。这种静而有益的思想也反映在战国末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韩非子》一书中：“圣人爱精神，而贵处静”。还指出：“虚静无为，道之精也”。

　　战国吕不韦在其杂家巨擘《吕氏春秋》一书中指出了静动锻炼的重要意义。它首先指出“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接着又指出：“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又指出了要动静结合：“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

　　战国时期伟大的诗人屈原在其《远游》一诗中，描绘了练气功的要领和境界。姜亮夫先生在《屈原赋校注》中说：“称虚静、无为、自然、一气、虚待、无为之先，纯为五千言（老子）中语。而餐六气，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入精气而除粗秽，即庄子导引之士、彭祖寿考者之所好，吹呴呼吸，吐故纳新之说。前者道家论道之精意，后者隐循仙去之奇说。”可见《远游》确为早期的气功名篇。